这表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隐私权已成为与名誉权等人格权并列的权利。

[113]凯尔森的结论是，个别规范的效力无法由一般规范逻辑地导出，它附着于设立该个别规范的意志行为之中。对此，凯尔森前期与后期作品各有偏向。

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从比较法、立法史与方法论角度解析，氏著：《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4。但上文已指出，这一承认私人立法、抹平立法与私人自治活动的观念，因其挑战了立法权国家垄断之理念，因而不为欧陆传统所接受。为某一事项确立规则，却是建立在规则使用人谋求合作、而非出现纠纷的基础之上，为了能够在未来合作，需要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对利益作出安排，反而不宜假手旁人。私法自治理念下，法律行为（契约）能够创设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凯尔森因此认为，法律行为具有创制规范之功能。又由于行为规范通过拘束行为人而拘束法官，故法律行为还兼为裁判规范。

两相比较，后者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在德国法上表现尤其明显。[29]在这个子域法律体系中，我们同样看到信用活动运行体系的法律制度供给仍然缺乏基本法律的指引。

关于民法、商法之间的部门分歧在此不予讨论。由于缺乏一部针对担保行业的监管法，虽然多头监管，但是导致监管目标各异，形成了监管的漏洞，难以统一规划担保行业发展，弱化了监管效率。[47]信用相关法律的立法应该反映一个公平、公正、利益博弈的过程和追求结构均衡的结果。[16]信用在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凸显我国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迫切要求，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需要宪法的指引。

在征信、资信评级信用市场及信用中介服务领域，近些年我国陆续颁布的主要法律规范如下表所示。1999年我国颁布的《合同法》规定，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合同，那么，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就不能认定是无效合同，或者说，不能再依据行政规章级别的《贷款通则》来认定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

在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中，应该着重加强对失信惩罚的法律制度建设，将失信惩罚的法律制度与信用信息数据库、失信记录、黑名单公示、授信机构拒绝交易等失信惩罚机制相结合，将加大失信成本、惩罚失信行为作为失信惩罚法律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其最终目的是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3]商务部研究院的抽样调查结果，取自韩家坪在首届中国信用管理大会上的发言《积极防范商务信用风险》。根据我国《预算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列赤字、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也不得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14]同前注[9]，凯尔森书，第141页。

整合行政资源，把工商、税务、海关、贸易、交通、质检、药监、环保、劳动人事、公用事业、公安、法院、银行、证券、保险等有关方面掌握的有关企业和个人信用的数据资料，作为重要的信用信息资源有序开放，加大公共信息供给的质量与数量，明确信息使用规制，增加信息二级使用的限制，明确禁止采集的信息。已经颁布的上述规定缺少基本法律层面的法律生成依据和效力支持。对法律内在结构的研究，一般体现为对法律规范自身的构成分析。社会信用法律虽然由不同元素构成，但是它们共同指向信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成员身份或特性依赖于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所属的社会生活形态，调整信用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单位，它们构成了社会信用交易的行为理由。

如果法律机制不完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没有真实性审查，许多企业财务资料失真，或企业与评级人员串通，或者信息不对称，没有法律跟踪监测，企业信用评级弄虚作假又不受严厉的惩罚，市场机制的先天性不足就会暴露无遗。[42]制度设计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成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38]参见李晓安：《信用规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我国信用经济的特点是信用活动集中于银行，银行信用在GDP中所占比重过大（这与我国经济特点以及管理体制有关），[25]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小。

而2009年财政部《金融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第54号令）又规定，由财政部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进行管理规范。借入方有权及时获得合格的商品和足额的货币，同时承担起按协议分期或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债务。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将在中国市场上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既要保证市场上各类商业和金融信用的大规模且公平地投放，又要保证授信人取得高的授信成功率。[45]这里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评估师事务所、拍卖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服务商、行业协会等。对农业担保的监管由农林部门负责。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高效力来源。

没有规定消费者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知情权、控制权、选择权、更改权（异议权）。目前，大多数国家信用总规模超过GDP的增长，经济主体都更普遍地采用信用方式与信用手段进行融资和支付结算，各种各类主要信用工具都与GDP有极强的相关性，信用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扩大。

[33]在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34]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尚缺乏‘位阶概念，即法律体系中专门用于表述不同法律的效力等级，对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以及同位法之间相互关系给予的等级定位。

[13]哈特的规则理论，一般认为只存在前两个规则，承认规则属于第二规则，不能单独设立，但有学者认为，承认规则非常特殊，它不属于第二规则。我国司法制度中的司法解释的功能在于为法官审理具体案件适用法律提供指引，不具有立法的职责。

[14]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的形式体系是根据我国的立法法，构建了以宪法为最高指引，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国际条约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15]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体现为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法律在宪法中都应该找到确定的条款指引。目前，我国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4]1996年，我国国内市场全面转入买方市场，一些企业开始赊销，市场需要为各类授信人创造适应信用交易活动的环境。

企业信用管理建设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法律的手段打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信用体系刻不容缓。没有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和个人信用连续记录等方面的法律规制。

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座谈会纪要？显然，人民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不是司法解释，属于司法政策，对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商业信用的出现，标志商家之间的商品赊销、委托代销、预付定金、预付货款和补偿贸易也同样是平等交易关系。

厂商由于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故而会选择很低的贴现因子，这大大加剧了厂商欺骗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此时厂商会由于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收益。一个企业的信用管理状况关系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旨在建立一个适应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该国的市场交易形式向信用方向转变，即实现从以现金支付手段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16]同前注[5]，林均跃文，第6页。同时，在我国现存的征信机构中，有很多是与央行有关系的派出机构、分支机构或参与机构，这就产生了央行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对法律外在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一个国家立法体系结构的研究。

[11]由于法律内容的多样性和个别性，仅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或者仅从法律规范来源的角度出发）难以认定同一立法者颁布的法律就构成一个法律体系，因而法律体系内成员身份标准的认定应该增加不同法律规范的共同指向标准。按照拉兹的观点，在一种法律体系内，不同种类和不同模式的法律之间的内部关系最终依赖于两个因素：(1)个别化原则。

但是目前我国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的法律只有《预算法》、《担保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缺乏针对政府信用如市政债券法规制度规范。个人不能查阅自己的信用档案，个人对信用信息无权确认。

[28]具体是由信用法律制度、征信评级、信用中介服务、信用监管与失信惩戒四大系统组成的一个动态运行机制。在民商法原则的指导下，民商法具体条文的构成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体，法律规范调整的是主体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